好读书，求甚解

董尚朴

中国人有“为尊者讳”的毛病。晋末大诗人陶渊明说自己“好读书不求甚解”，本来很简单。有的人就不肯正视，或者说是自谦，或者绕来绕去把“不”字解没了，变成了“求甚解”。

其实，虽然陶渊明诗文清新务实，一反魏晋后期的玄虚空泛，但他还是没有脱尽庄子和魏晋隐逸之风的影响，很带些“无为”的味道。“好读书”是隐士派头，“不求甚解”也是隐士派头。倘若说“求甚解”，就太认真，太叫劲儿，“务物婴心”，风度欠洒脱。这在当时是不够风雅的。

名人也有另一面，陶诗人这句话不很实在。正如鲁迅先生说他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背后还有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”的“金刚怒目式”一样，他自己就明明白白地说过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。倘若谁以为马马虎虎就可以弄个大诗人当当，那才叫“不求甚解”。

近几年，读书大“好”。尼采啦，萨特啦，琼瑶啦，三毛啦，弗洛伊德啦，艾柯卡啦，金庸啦，《周易》啦，啦，啦，先后热过。这很正常，文化总是在学说和思潮的涌动中波浪式发展的。尼采的自我价值、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等等，都是对文化的贡献。

但关键是要求甚解，尤其是读医书。

我曾读过一位清代医学家的著作，书前有一篇序言，是医家的朋友写的。序言称赞这位医家“屡用达药”。几年后我从刊物上又看到一篇论文，作者竟然论证这位医学家的学术思想是善用“达药”。洋洋洒洒地探讨了一通哪一类药是“达药”，有什么特点，该医家如何运用的巧妙娴熟等等。这真叫人哭笑不得。“多诊知脉，博涉识病，屡用达药”是南北朝的医学家褚澄先生说的，常被引用，《名医类案》的序言里就有。这句话无非是说接触的病人多了脉象就熟，看医书多了辨证就准，经常反复地使用药物就通达药性，哪里有什么一类“达药”？

倘若连字面意思还没有搞明白，就发挥，就铺衍，就如此这般地高谈阔论，那么，尽管为中医学术大厦增砖添瓦的忠勇可嘉，但千百年后的来者恐怕不敢“居上”，还得刨根问底地再次研究“底座”。

没看懂似乎还不要紧，说几句错话似乎也还不要紧，但医学这个性命之学，要是不明不白就干起来，说不定会草菅人命——那还了得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