辛凉解表的前奏
董尚朴
一、温病从外感病中突出
外感病系指外感六淫之邪而发之病。张仲景《伤寒论》虽然是治疗外感病的专书,但内容详于寒而略于温。尽管太阳病篇也提到“太阳病,发热而渴,不恶寒者为温病”,但没有明确指出治疗方法,而对伤寒、中风(表虚有汗)论述较多,治法详备。其论述伤寒,为狭义的外感伤寒。
《内经》将温热病统归于广义伤寒的范畴,言“今夫热病者,皆伤寒之类也”,并有“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”的观点,认为温病是伤寒伏邪所致。因为外感病以感风寒为多,加之认识上的模糊,所以,在《内经》时代,“伤寒”即指“外感”,这是一种以具体带一般的语言现象。
《难经》又根据《内经》,进一步把伤寒范围规定为中风、伤寒、湿温、热病、温病。这种规定,不仅使伤寒有了广义(外感)和狭义(外感伤寒)之分,而且表明,当时已经认识到五者是有区别的。
晋代葛洪《肘后方》的葱豉汤、麻黄解肌汤已开始对外感病初起运用轻清宣散药或用寒凉药。
隋唐时陈延之《小品方》已指出“伤寒、天行温疫为异气耳”,医家们也创制了许多表邪入里后清热解毒的方子,桑叶、菊花、忍冬藤、连翘等药物早已使用。但对外感病初起阶段伤寒和温病的不同没有明确的认识,治疗上亦没有脱离辛温解表。
宋代朱耾《类证活人书》提出运用麻黄汤、桂枝汤等辛温解表剂不能墨守原方,要灵活加减,随证变化,这种主张对突破泥守经方、拘谨不变的局面,起到了改进作用。金宋元时期,已经醒悟到外感病中有的使用辛温之剂会加重热势。因而刘河间提出以防风通圣散“辛凉之剂”治疗外感初起之证。
张子和认识到了风温、瘟疫的发生是外感风温、瘟疫之邪,不同于伤寒,但初起症状类似伤寒:“(风温)初发之时,多与伤寒相似,头痛、身热、口干、潮热,数日不大便。”“正二三月,人气在上,瘟疫大作,必先头痛,或骨节疼,与伤寒、时气、冒暑、风湿及中酒之人,其症状相类。”对于温热病的其他种类,张子和也明白不尽是伤于寒邪,但他还是把它们总称伤寒,“春之温病,夏之热病,秋之疟及痢,冬之寒气及咳嗽,皆四时不正之气也,总名之曰伤寒。”
二、双解散勉为其难
对于外感表征,张子和仍认为当以温热发散,“预发其表者,宜以热为主”,“若病在表者,……亦必以热药发其表。”可是,有些表证用辛温之剂后则会加重、恶化:“予尝见世医,用升麻、五积解利伤寒、温疫等病,往往发狂、谵语、衄血、泄血、喘满、昏瞀、闷乱、劳复。此数证,非伤寒便有此状,皆由辛温之剂,解之不愈,而热增剧以致然也。”这使得张子和大为困惑,因而大力主张用辛凉之剂,推崇刘河间的双解散,即防风通圣散与益元散的合剂。
但双解散这种辛凉之剂,是辛温解表与寒凉清里的和合,本质上是双解表里。这一点,张子和亦是很清楚的:“虽然表病而里不病者,可专以热药发其表,里病而表不病者,可专以寒药攻其里。表里俱病者,虽可以热解表,亦可以寒攻里,此仲景之大小柴胡汤,虽解表亦兼攻里,最为得体。今之用药者,只知用热药解表,不察里之已病,故前所言热证皆作矣。医者不知罪由己作,所谓伤寒变证,以诬病人,非一日也。故刘河间自制通圣散加益元散,名为双解。”看来,刘河间、张子和是把外感温热当成外寒未解,兼入里化热之证了,无怪乎名之为“双解”。
双解法,对于外感寒邪初起在表者,因其中有辛温之药表散寒邪,不致于遏留其寒,对于外感温热病邪初起在表者,因其中有寒凉药清透热邪,不致过助其热。所以《伤寒心镜》说:“伤寒三二日间,以其初觉,亦伤寒疑似之间,解表恐伤于内,然攻里恐伤于表,故制双解以表里齐见俱解,甚为得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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