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硕琐忆
董尚朴
1990年9月到1993年6月，我在天津中医学院（简称“天中”吧，如日中天，多好！）上硕士研究生。
能在天中读研，是一份特殊机缘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在河北中医学院学报编辑部做编辑。文字工作和自幼的文史爱好，使我长期涌动着攻读医史文献专业研究生的愿望。读医史文献专业，当然要读郭老郭霭春先生的——《中国分省医籍考》、《中国医史年表》、《灵枢经教释》、《八十一难经集解》等等，令我神往已久了。1989年考研报名，要远远地跑到石家庄市教委。到教委一查招生目录，没有郭老，也没有医史文献专业。目录上没有当然不得报名，我只好给天中研究生办公室写了一封信。很快，回信了，通知我考试科目，并转请石市教育局办理手续。考试的时候，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试题都是手写复印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郭老因年事已高已经停招了，因为我的请求，学校又向天津市教委申请再招。也许那一年报考医史文献专业的考生只有我一个——“缘份哪！谢了啊！！”
巧事成双。90级研究生共九人，有一名男生，是我；有八名女生，是她们。第一次上课，我进教室的时候，她们已经“各就位”了，横三排树三排的九张课桌，中间那一张空着，笑嘻嘻等着我。也许因为我是少数，是弱势“群体”，也许因为我年龄偏大，她们叫我“老董”。从此我一生的“老董”开始了，多么温暖，多么倍受呵护的“昵称”啊。
当硕士生和当小学生没有什么区别。不迟到，不早退，认真听讲，认真笔记，认真思考，认真做作业——我立志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。老师们更认真了，各门功课那是真提问，真留作业，真检查，真批改，搞得我们真的夜难归宿。教日语的袁哲民老师，女性，高高的，白白的，潇洒，大方，一脸灿烂阳光。我的日语基本是自学的，虽然考了75分，但那是“眼睛日语”，不是“嘴巴日语”，更不是“耳朵日语”。袁老师恨铁不成钢，认定我们是龙不是虫，拼命雕刻。她自己一次次录了磁带发给我们，白天背课文，晚上听录音，逼着我们用日语对话，逼着我们用日语讲身边的见闻，日语课上我常常“漐漐汗出”像喝了桂枝汤一样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后来的这十几年里，袁老师“操练”过得她们，也有几位先后东渡扶桑了。我本人虽然与日语渐行渐远，但在读博晋升之类大试牛刀的时候，也凭借了当年的“底气”。
基础课程之外，老师们也带着我们搞研究。记得动作比较大的是教古文的徐又芳老师组织全班同学做“《内经》痹论注释述评”。她们分头查资料、做卡片，我苦思冥想写评议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因为内容多，没有完工，徐老师又带着下两届同学继续整。我后来终于在期刊上看到了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。针灸系的王云凯教授是我大学老师、我当编辑时的主编，先我来到天中。他带着我编写了《新编药性歌括四百味》、《中国名医名著名方》，参加了《金元四大医学家全书》的点校。就在《中国名医名著名方》第二天早晨交稿的那个晚上，他说：“还有凡例和前言没有写，你选哪个？”我想，凡例严谨有规矩，前言宽松略自由。于是乎，生平第一次在一本厚厚的大书上“前言”了一把，那叫一个字——爽！
最要紧的研究当然是学位论文。基础课结束之后，我基本上只做两件事了：泡图书馆和见导师。郭老每周见我两三次吧，每次教诲半天。学位课题说的也不是那么多，只是问问某某问题想到过吗？某某书读了吗？都是点睛之处。更多的话题是经史子集。秦砖汉瓦，唐诗宋词，正传野史，儒法道佛，古往今来，海阔天空。老师娓娓而谈，循循善诱，于不言中教我做人、教我做学问。“授之于渔”，此之谓也。
当时的男生宿舍是一座靠着北院墙的旧楼，独门独院。研究生住一楼，上下几届和已经毕业留校的一起混居。郑林、郭义、徐宗佩、张艳军、王舒、杜元灏等等，诸条汉子，日日在目。生活是快乐的，欢声笑语，不绝于耳。一位留学生留下的日产14寸黑白电视是我们的流动文化中心，电视在哪屋，哪屋就“鸡犬不宁”。生活也是辛勤而清苦的，徐宗佩一进楼道常常吟诵的那句名言——“又累！又饿！又困！”，形象地道出了多数人的感触，常被模仿而享誉楼道以至于产权不清。
我本人算得上省吃俭用的代表。日子一长，郭老大概从我气色上看出来了，常常有意无意地说一句：“饭要吃好啊，正年轻呢。”师母当时也七十几岁的高龄了，步履有些艰难，有时做了好吃的还端着饭盆一步一步地给我送来。有一回干脆炖了一大块肉让我一连吃了几天。
论文写得吃紧的日子，郭老给我一大包茶叶，碧螺春，是南方一位敬仰者送他的。我在茶的清香中写完了约三十万字的《张子和评传》，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。多少年里，每当我端起茶杯，郭老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。不料，2002年郭老遽然仙逝。哲人其萎，何恸如之！当迟到的讣告递到手里的时候，我泪下如雨，喉哽语塞。先生，我再也见不到您了！
毕业离校后，忙忙碌碌，阴差阳错，没有再迈进天中的大门。十五年了，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。”今年是母校五十华诞，或许我能成行吧？
2008年2月29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