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1126年，金兵攻陷汴梁，宋庭南迁临安，史称南宋。此后，战事连绵。至1141年，宋金讲和，南宋将东起淮水（淮河），西到大散关（今宝鸡西南）以北的土地，划归金统治。并向金称臣纳贡。自此，宋金主要以淮河为界的对峙局面基本形成。
金国太宗、熙宗时期，“议礼制度，治历明时，缵以武功，述以文事”，“兼采隋唐之制，参辽宋之法”（《金史》），改革、建立各种制度、法律，招抚流亡，移民实内，减免课税，使金朝初期走向繁荣。金世宗在位28年，“职官犯公罪己承伏者，虽去官犹论”，“诏群臣直言”，“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”，“命京府设学养士”，朝奏“记注官不避”，“官再犯脏罪，不以脏数多寡并除名”，“禁女真不得改称汉姓、学南人衣装”，“建大学”。政治开明、经济发展、文化兴盛、百姓安定，“家给人足，国称小尧舜”。金章宗承世宗之风，尤重发展文化。“初设应制及宏词”，“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”，“置弘文院译写经书”，“禁庙讳同音字”，“更定赡学养士法”，至1206年，与南宋基本无战事（《续资治通鉴目录》）。
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，言路畅开。因北宋后期，医药事业趋于僵化，保守落后，全无生机，以致在医学理论上，陈陈相因，“伤寒风冷”之说，笼罩医坛。所以，刘完素、张元素等大声疾呼，倡仪新说，形成了学术争鸣的浓厚氛围，而且这个氛围一直持续在整个金元时期。
这种学术风气在《内经》研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，医家们对同一问题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，为解读经文、理解经旨开阔了思路。
1.阴精所奉，阳精所降
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》云“阴精所奉其人寿；阳精所降其人夭”。刘完素弟子葛雍编辑、反映刘完素学术思想的《伤寒直格论方·卷中·伤寒总评》理解为：“冬肾水阴王而寒，复以天地寒则腠理闭密，而阳气收藏固守于内，则适当其平，而以能内外之寒。夏心火阳王而热，复以天气热则肤腠开泄，而阳热散越于外，适当其平，而以能内外之热。万物皆然。此阴阳否泰大道。造化之理，盖莫大乎此也。然随秋冬否闭，此以其肺肾阴王而得其所，故康强省病，而病亦轻微也；春夏开泰，以其肝心阳王，故怯弱多病，而病热怫郁，则阳气散越，故病甚则多死亡。”而李杲《脾胃论·卷下·阴阳寿夭论》则认为：“夫阴精所奉者，上奉于阳，谓春夏生长之气也；阳精所降者，下降于阴，谓秋冬收藏之气也。且如地之伏阴，其精遇春而变动，升腾于上，即曰升发之气；升极而浮，即曰蕃莠之气。此六气右迁于天，乃天之清阳也，阳主生，故寿。天之元阳，其精遇秋而退，降坠于下，乃为收敛殒杀之气；降极而沉，是为闭藏之气，此五运左迁入地，乃地之浊阴也，阴主杀，故夭。及夫地理方位高下，四时寒热温凉，安危寿夭病同。”刘氏以阴旺可以固阳，为“阴精所奉”，以“阳精所降”为“阳气散越”，得出春夏病重而危的结论。其核心是阳气是否固守；李氏认为“阴精所奉”是春夏阳气升发的的条件，而“阳精所降”则出现秋冬“收敛殒杀”之气，因而秋冬易短寿夭亡。其核心是阳气是否升发。见仁见智，各有所见。但联系经文上下文来看，是论地理方位高下而非四时寒热温凉，是谈阳气的内藏与外泄问题的，刘氏理解更接近经义。只是刘氏从地理方位扩展到了四时气候，有举一反三的融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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